一篇火力十足的英文书评，被好事者译成中文，一则使该书存在的问题再度曝光于中文世界，二则基于其使用的翻译程序，也使ChatGPT在学术领域的阶段性短板暴露无遗。
对于原书的讹误，想必戴史翠同志很难全面化解，错就是错，误就是误。但，批评文章中除了某些史实错误、征引不当等客观性较强的问题外，有些内容还是存在“见仁见智”的差别与可能。即如批评者指出，作者“忽视了‘新清史’和清朝边疆研究的学术成果，这些研究在过去三十年中已经改变了我们对清朝行政的理解。”以及，作者似乎没有对孔飞力、曾小萍、苏成捷等人的研究给予足够重视，吧啦吧啦。——当然，这些都基本是从征引的次数进行判断的。首先，姑且不论这种判断的方法是否可靠，我们应该承认：并不是所有此前所谓“相关研究成果”，都有征引的价值和必要。有些研究尽管做的较早，但缺陷也至为明显、并不值得称引的情况，毕竟是客观存在的。对于此前研究著述中的相关段落——在明知其中存在讹谬的情况下，是否在后来作者的著述中必须加以论列，其实也未必尽然。在某家看来，有时对于一些心胸偏狭的前辈学者，不加称引——即不虚其美、不彰其恶、刻意忽视，未尝不是一种可取的处理方式。——何必惹那晦气呢？！话说回来，如果批评戴女史忽视“新清史”和清代边疆研究的学术成果，恐怕有些滑稽。殊不知，戴女史的（前）男友就是“海外新清史”教主、哈佛大学欧立德教授的高足。如果说在她的著作中没有给予“新清史”足够重视，想必是另有原因的。（犹记2016年6月在德国法兰克福初次相见，每当有人介绍他是欧立德教授的学生时，他都会报以浅笑，并很快话锋一转：请不要问我“新清史”的问题……）其次，我们还需意识到，并不是所有学科都具有完全一致的学术共识，古今中外皆然。换句话说，在某些学科内部奉为金科玉律的一些知识或基础材料，在另外的学科视野下，可能完全不是那回事，甚至可能就是“小儿科”。尽管我们不断追求不同学科之间的良性互动、沟通对话，希望整个社会具备越来越多的智识共识，但如果不承认不同学科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学术鸿沟，或没法认识到上面的事实客观存在，只能说明自己的见识和阅历不够。再次，我与戴史翠同志相识整十年。截至目前，2019年在美国丹佛的AAS年会上见过最后一面。数年之间，并未读过戴史翠同志的大著，只翻阅过她的博士论文，感觉文如其人，思维很活跃也很跳跃，学术研究的灵性和领悟力还是不错的。作为一名普通读者，阅读时各取所需、学其所长，并不以批评为目的，早成积习。或许正因此故，导致笔者对于书中一些讹误，有意无意地选择了忽视；相反，更注意她的写作思路——观点且在其次——以及对自身研究的借鉴启发。最后，还是那句话，戴史翠同志这部新著——尤其这篇书评——或许对该同志有所苛求，但十足为那些对于外域汉学研究成果的无脑和无底线吹捧者提个醒。我想，这句话不仅适用于戴同志的新著，同样适用于新近迻译国中的几本著作。 Maura Dykstra，Uncertainty in the Empire of Routine，The Administrative Revolution of the
Eighteenth-Century Qing State，Harvard Asia Center, 2022